观众:老师你好,我有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非常全面,说中国意识到现在的危机,也想到一些解决策略,但是我们总是感觉中国有很多官僚政治或者是腐败的问题,这样一个中央的决策能不能最终归结下来让所有人感觉到改革比较彻底?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所说的问题中一直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您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问题,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台湾会回来的?第三个是南海问题,您是不是觉得中国像现在这种把自己主权都模糊的行为让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难受,尤其是现在网络上出现的非常诡异的一群人对中国所有的政策都不认同,而是觉得对欧美日韩反而盲目崇拜,这样的年轻人会不会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让人非常的失望或者是别有用心呢?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中国来说,局部的认识来讲,因为官民的差距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矛盾或者是社会矛盾,我们也不用回避,这恰恰是我们要强调中国和平崛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要首先夯实国内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干部和群众认识是有区别的,因为干部是宏观考虑,群众是个体考虑,这不是说群众境界就低,作为普通公民来说,公民的权利都应该有,但是恰恰在我的论述范围内包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它属于国内政治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也比较关注,而且社会也比较焦虑,因此大家应该努力去弥合官民的认知差距。
但是完全一个非常纯洁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贪污的体制,恐怕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期待,而今天中国公民因为欲望被搅动地太厉害,期待总是远远高于人类社会可以达到的境界,一个公民有一个自我说服过程,第二有一个励志整顿过程。
第二个问题,台湾问题是不是重大因素,当然是重大因素,不是说不重要,我去台湾做访问教授的时候,台湾的中研院、台大、媒体的朋友也都问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布局里面,台湾究竟是什么位置?他们非常焦虑准备随时挨打。
我说你们放心,在中国共产党重要议程中间,其实,台湾排不上前五,比如经济的持续发展,吏治的整顿,社会的建构,文化体制的改革,换言之我们现在大陆发展的紧迫问题是排在我们议事日程的前面的,台湾只要不公开宣布独立,两岸之间进入战争的状态的可能性很低,前国民党的行政院长,现台北市市长付清,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引证大陆领导的话来说台湾可能就不一定接受,我们引着你的话来说明我们的立场,就好接受。台海两岸的问题不是主权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邓小平因为设计了“一国两制”,台湾现在拒绝接受了,“一国两府”李正辉的说法,我们又不接受。怎么样统一是个关键问题,在辛亥百年的时候,胡总书记和马英九主席双方都有各自的政治喊话,要相互逼近对方可以接受的政治体现。
美国人答案想切割了,要我是美国的总统我也会切割台海两岸,因为台湾海峡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如果台湾也统一就是我们的内海,那就不得了。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有美国的战略,但是,我们的战略适不适当解决台湾问题是关键,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人自己有一个评价,就是胡总书记有充分的耐心,他们非常欣赏这一点,我们不要想迅速统一,两岸差距太大了,又有60多年隔阂,民众多来往,官方也多来往,多沟通,相互理解,以后就分不开。尤其是经济体制上我们双方要融入,像对抗我,你对我开炮我对你开炮,我打你的金门,你打我的厦门,那种阶级斗争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搞的越来越反目,在台湾问题的变数究竟会怎么样成为恶性的变数呢?我们要做好准备。
在民进党的极端分子如果搞事,尤其是他们俩个赢得总统选举,民进党如何赢得选举,台湾也不是大问题。很简单,陈水扁一方面是狂吼台湾要成立台湾共产党,另一方面他跟大陆学生的资助超过现在马英九政府的3倍。
因为他是本省人士,反而大家说他独立还是统一都是代表本省,马英九现在反而不敢谈这个问题,而且把大陆生的资助一下削减了三分之二,但是马英民进党反而攻击他说:你卖台,你居然给大陆生奖学金,马英九感觉很委屈,说:你们民进党给的还是我3倍,怎么能说我卖台,对不对。这个全计通力就是一部分给奖学金那是天经地义的,大学才能吸引人才,这里面的微妙争执只要我们维持理性统一的路线,我相信它不会成为太恶性的引路。
第三个问题愤青们对政府的整体主义拒绝,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危机,你说什么我始终都不相信,我不仅不相信,我在网上给你充满讽刺、谩骂,中国人现在麻烦人。按照海外的评论中国人今天是全世界最愿意积累副能量的民族。说好事,问题假的,你吹牛;说阴暗面,有人说:真的,这么恶劣啊!
这个方面涉及到政治上的疏导,所以政治上向上流动的空间未来是对我们党的挑战,尽管说法很多,我们说它不一定有道理,但是有一点问题是真实的,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可能中等收入的陷井最大限制,就是社会向上流动不足。民工没有发展成为市民又非常困难,来的户口十万分之一,你说对我有多大刺激,没有刺激,今天,为什么大城市缺少劳动力,跟这种对立性示威也有关,我跑那么远,一个月挣了一千块钱,干吗呢,我背井离乡,我不干了,他不是说有工作,他也不一定有工作。
所以,这种政治疏导和敞开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对我们各级党和政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第二个是社会疏导,我们社会要建立一种比较理性的思维,没有协调性思维,协调性思维就是有好有坏,我们知道人生莫不如此,好事我们争取更好的好事,坏事我们要勇敢面对,而要说坏事一来我们谴责别人,好事一来功劳全是我的,这个就是心态不正常。
他会找对质性心态,所以政治疏导和社会疏导共同着手才能化解官民的对质心状态,这跟第一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上一次讲我就特别强调:我们要重新回到发起点在官员和民众都要把北京大学学生吼出来的口号重新落实落实下来,我们现在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特别强调是官民共同做,不论是对民众的单纯要求,对民众的单纯要求更刺激他跟官方的对立,这是我的一个分析,不一定正确,谢谢!
任教授: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中国持有30000亿的外汇,我们是一万多亿购买了美债,数千亿购买了日元和欧元,不是都是美债,你认为这么多美债是好事还是坏事?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中东为什么如此偏袒以色列,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联系,中国是否已被美国国债绑架,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何要买这么多的美国国债,其实也跟第一个问题有关。
任剑涛:美国在中东为什么如此偏袒以色列大家知道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财产基本上由犹太人控制,犹太人有致富的先天才能,我们中国人也有被称为中国犹太人,那就是广东的潮汕人和浙江的温州人,发财致富有一套,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国因为又有强大的游说集团,所以对政策施加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里头以色列当然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因为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背景和长期来作为弱势民主国家抵抗美国的霸权,因此造成了他们长时期的对抗心里,另外的两重因素使得美国无法抛弃以色列,至于美债的问题。
首先说我们持有那么多美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两个说法,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可以让我们从局部去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营造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在另一方面用不好也可能是坏事,因为我们的美元、外债可能是明显亏损,这得看我们怎么样去用,至于说我们已经被美国国债绑架恐怕有点过甚其词,因为我们的产值已经是40多万亿人民币,1万美金不足以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生颠覆性影响,也不至于有这1万多亿使美国政府做什么决策我们就只好承诺,不可能被他绑架。
中国为什么买这么多美国国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到今天为止,与欧元、日元这些比较可靠的货币相比较,美元国债还是增值最可靠的,我们买外债当然要买增值,相对比较可靠的,尽管金融危机以后美元的增殖明显下降,但是远远在欧元和日元之上,这是经济的因素。
第二个政治因素:我们知道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轴心,无论你烦美还是赞许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世界霸主,中国在发展的最重要环节,不能不首先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接着处理好中俄、中日等国家的关系,我们的世界环境、国际氛围才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强势增长,这是政治的原因。
分析一下时政的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央人民银行主要的官员都是留美的,他们买美元国债操作上最成熟,买欧债不太了解,买日元也不太清楚,这个分析是不能上台面的,只能我们内部说一说而已,这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再有一个朋友的提问:毛泽东曾经告诫说,谁要搞腐败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毛泽东我自己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这个话在哪里说的,我没有听说过,是哪位提问的朋友,我知道《毛选八卷》里面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共产党有毛泽东那样的决心和信心,我相信中国的腐败问题一定能很快治理好,请问: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不是与共产党执政无力有直接关系?
其实,你表达信心的这句话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也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胡锦涛早就讲了,如果不用言行俊法治理腐败,就丧失了党的威信,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下了决心的,但是下决心校正里面二、三十年的惯性体制是需要有时间的,加上我们的制度体力不足,所以腐败作为非制度性体力他会泛滥。
所以,大家不要仅仅怪官员太坏,中国人总是从道德上去追究,谈论你的道德太坏,没有追究制度原因。其实制度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力不足,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只讲官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普通公民的盼望就是官员不要领一分钱,你要24小时干活,这个是不行的。
官员既然每天殚精竭虑工作,相对较高的回报在制度上应当作出安排,但是你穷凶极恶的贪污我们要强烈反对,怎么样在制度体系和非制度体系之间摆平?这需要有一个制度磨合、社会磨合、干群磨合的过程,所以不像这位朋友提的这么简单,有决心就解决了问题,决心解决问题属于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决策思维,我脚一动傻啥都解决了,不可能。这么大的国家太复杂,脚一动是表达你的决心,但是下边都不理。
大家都知道新疆为了纠正一个错案,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签字6次。新疆才动作,你就可以想到中国问题的复杂,并不是国家首长一说就算,国家首长说你今晚不准吃济南的羊肉汤,我说:羊肉汤好吃,我忍不住怎么办?像我们一方面在制度要求要有强烈愿望,一方面要允许制度改进的时间限度,谢谢!
葛荃: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儿,任剑涛的教授的演讲我非常认真、细心的听了,感觉他对中国和平崛起、国际关系的探讨非常的深入,我个感觉还是蛮有收效的,剑涛教授讲的妙语连珠、气势磅礴,很有趣味,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任教授,用热烈的掌声对任教授表示感谢!